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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芸香”展示民间藏书力量
时间:2019.09.29 来源:藏书报

  9月7日以来,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各大媒体、社交平台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媒体们只嫌版面有限,不能将展览精华尽现;社交平台上的大批量观众更是纷纷吐槽“九宫格”限制,不能畅快晒出让自己惊艳的各色珍罕古籍。尤其是开幕式当天,“震撼”“兴奋”“迫不及待”之情几乎写在每个现场观众的脸上,不知谁的一句“感觉今天像办喜事似的”,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笑声。

  在现场观展的人群里,有几十位特殊的藏家,他们每个人的藏书都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且特色极为鲜明。他们不仅是这次“传承大展”的见证者,更是展品的提供者,直接参与其中,将过去秘不示人的珍藏与公藏珍品一起展出,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喝彩,也为传承中华典籍文化助力。

  刘惠平:文化传承向“公众参与时代”持续迈进

  “传承大展”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珍贵古籍藏品330余种,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展品最为丰富的旷世大展,令人啧啧赞叹,目不暇接。

  本次大展第二展厅由“酉山事业”“书田寻踪”“社会参与,共护国宝”三部分组成,主题为“百代芸香”,专门致敬为保护和传承我国古代典籍文化作出贡献的历代藏书家和社会有识之士。展览讴歌了一代代藏书人爱书、护书、捐书的爱国情结,也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全民共同参与古籍保护的成果。

  民间收藏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校勘抄刻、收藏、传播等方式,使古籍得以流转,在文化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现代以来,众多私人藏书家将所藏慷慨捐献给国有图书收藏机构,以融入现代图书馆的方式让珍藏典籍得以永续绵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坚信“文字典籍,天下公器”,在病重之际仍叮嘱后人将凝聚其一生心血的 “双鉴”藏书捐赠国家图书馆,树立了藏书家典范。时至今日,私人藏书渐成时尚之举,进入了新的繁荣阶段,藏书种类丰富,异彩纷呈,或为学术,或为兴趣,或为实用,或为公益,多元化结构促进了藏书文化发展,也使民间藏书成为公藏的有益补充。

  2003年7月,国家图书馆为了进一步普及和宣传古籍保护工作,拉近大众与古籍保护的距离,从馆藏敦煌遗书中挑选急需修复的10件,发起了“从我做起,修复珍贵典籍”的修复认捐活动,短短两个小时,待修复藏品全部认捐完毕。当国图再次面向社会推出50种待认捐修复的敦煌遗书和善本时,又被认捐一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古籍保护之高涨热情可见一斑。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国家图书馆2015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由协会发起、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实施5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145所高校近千名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全国19个省份的202家基层古籍公藏单位,完成146万册(件)的古籍普查,有力促进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进程。

  任继愈先生曾说:如果说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那么自觉爱护和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则是这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今日典籍大展 “百代芸香”展厅所展出的内容,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向着“公众参与时代”持续迈进的春风扑面而来。

  作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我们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古籍保护工作,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守护和传承国宝的行动中来,为国家古籍保护事业和文化繁荣持续发力。

  翁连溪:展示民间藏书精华与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的举办,让民间“镇家之宝”与公藏“镇馆之宝”得以共同展出。“国家图书馆举办‘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并不是第一次,但公藏与民间收藏共同展出尚属首次。”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先生说。

  “此次传承大展共展出30余位藏家的76种藏品,种类极为丰富,涵盖史书、历书、医书、档案、信札、拓本、佛经、琴谱、棋谱、画谱、雕版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并展出了颇具艺术性、观赏性的版画,反映了民间藏书家在保存保护善本古籍、延续中华文脉作出的重要贡献。”组织民间藏书家择珍善本进行展览,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与标准。翁连溪先生介绍说:“一方面,所选取的藏品一定要没有法律纠纷,没有真伪存疑的问题;另一方面,藏品种类要区别于公藏,体现民间收藏的特色与重要性,比如这次选取的很多藏品就是国家图书馆没有的;此外,避开国家图书馆上一次举办‘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的藏品,多给观众展示新鲜的内容;最后,收藏者要非常具有正能量,以典籍传承为先,尽量不给主持展览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增添麻烦。”

  以此为标准,选出来的76种展品中,从年代早晚看,“敦煌写经基本没选,因为这方面国图藏有大量精品,甚至连北魏时期的都有不少,私藏根本无法与之比肩,最后只选了一件代表”。敦煌写经之后最早的就是五代归义军时期后晋开运四年(947)刻本“观世音像”。“这个版本的‘观世音像’当年曾被斯坦因带到英国七八张,现都在大英博物馆及大英图书馆收藏,法国可能也有一两张,此次展出的这幅是前几年回流的,为上图下文,更为难得的是有准确的纪年、出资人及刻工姓名等,1200万被藏家买下,为保留中华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翁连溪先生表示,年代这么早的“观世音像”在国内应算得上孤本。大展还展出了一部陀罗尼《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宿州盛果寺比丘守谦智广刻本,全汉文,中间有版画,极为少见。此外,宋写大和宁国藏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明刻(四库底本)《松弦馆琴谱》、明万历套印本《古本演义三国志二十卷》等都是展出民间藏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此次展出的版画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凌烟阁功臣图》《坐隐先生全集》、姑苏版画、铜版画战图、圆明园铜版画、《御制耕织图》等。档案部分特别重要的有寿皇殿陈设档,还有乾隆六十年(1795)分四柱黄册。“其中明确记载了《四库全书》所用纸张为金线榜纸、坚白太史连纸,根本不是我们大家认为的开化纸。此外四柱黄册里还记录有毛头纸、蜡笺纸、螺纹纸等,后边标有价钱,对我们研究古籍用纸非常有帮助。”

  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此次都拿出了顶尖的“宝贝”,每一册古书背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让人流连忘返,直呼“看一次怎能看得够”。

  韦力:76种各具代表,样样“出类拔萃”

  “传承大展举办之前,张志清先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召集宋平生、翁连溪、艾俊川、励双杰和我等民间藏家开了几次会,基于公私藏加在一起才算得上完整的典籍传承脉络的理念,将展览设计为由公藏250件、私藏50件构成,并委托我们进行民间藏品的组织、征集。”藏书家韦力先生介绍说,“传承大展”在参与的广泛性、藏品的重要性,及展览的规模方面提出了高要求。在民间藏品征集的过程中,每位藏书家基于爱国和爱书的情怀,都踊跃参与,但因为涉及质量和种类平衡的问题,有一部分未被展出,还有一部分后来补充进来,最终展出的数量为76种。

  “高质量并不等于说只选宋元,而是综合‘四部齐备’及‘各类代表’等因素决定的。”韦力先生说,当然,按照传统来讲,年代更早的是重点,但还要注重挑选各个门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比如明代的版画,年代上虽然比宋元晚,但代表了版画的巅峰时期,所以也是必须入选的。“明代版画中又以徽州版画价值更高,徽州版画中以皇室刻本最有名,考虑到这三个层面的代表性,我拿了《坐隐先生棋谱》参展。”韦力先生说,“《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的封面就是这幅版画。”

  再比如,讲到碑帖通常会强调宋拓的重要性,但其实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到乾嘉时期又是一个高峰,那么金石学中的重头——“龙门四品”,除了宋拓之外,还要选乾隆时候拓的,此次展出的就有“龙门四品”中的杨大眼魏灵藏造像记和始平公孙秋生造像记,均为清拓本。“手稿也是一样。这次我拿了一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稿本参展,是《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稿》(明朱国祚撰),就比较有代表性。”韦力先生介绍说,朱国祚是朱彝尊的祖父,是明代状元,首先肯定是明代名人手稿的代表;其次,其内容涉及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关涉到明末最重要的一段史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该书从阮元一直到王国维,一直流传有绪,王国维的《观塘集林》中有记录。“总之,每一种都要选择各个门类中‘出类拔萃’的精品,这就是展品之间斟酌的原则。”

  公私藏构成了完整的藏书体系,近些年来双方在交流互动方面不断有尝试和探索,联合举办展览、论坛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传承大展”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综合性展览的举办,更是让所有藏书界人士为之感到激动震撼。“以后有机会还可以举办藏书主题沙龙,更多地体现出互动性,这样公私藏能够更多地利用彼此的资源。从私藏方面说,能让藏书家提高眼界,开拓自己的视野;而站在国家的角度上讲,私藏也能得到更好的挖掘与保护。”韦力先生表示,希望以后公私藏能够更多地互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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