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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模式 初步扭转专业人才匮乏局面
时间:2018.09.25 来源:北京晚报

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1574036.html

  古籍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呵护好卷帙浩繁的古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前提。而在十来年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尚不足百人。当时,业内人士戏称,修古籍的人“比大熊猫都珍贵”。如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已超过10年,全国已开设了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超过9000人次参加过相关的培训。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初步得到了扭转。


朱振彬指导学员修复古籍

  12家国家级修复中心设立

  2005年,一个当时我国最大规模的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成果展——《文明的守望》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随后配合展览,国图对国内古籍的保护现状展开了调查。“调查显示,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堪称‘濒危行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培训组组长杨照坤告诉记者。

  在此基础上,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顺利推进,并计划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基本完成。“目前,涉及到2000多家古籍公藏单位收藏的260余万部14360函古籍,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古籍和民国线装书,已经得到普查。国务院先后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2274部,全国20个省区建立了《省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24790部。这些古籍的保护和修复,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杨照坤介绍,在古籍保护的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探索出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其中,培训班、培训基地针对的是古籍保护已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是基础培训;传习所重在古籍修复的非遗技艺传承,采取传统的‘师带徒’形式,充分利用专家资源,专项培养古籍修复的骨干力量;而高等院校教育则重在学历教育、学科建设,为的是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专业化、体系化,努力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杨照坤介绍,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已有9000余人次参加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相关培训,范围涵盖全国1900余家单位。迄今,全国已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共计“收徒”216人。而在高等院校培养方面,全国共有十余家院校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其中与国家古籍中心保持长期合作的有4家高校,截至今年共招生126人。“在人才培养方面可算是卓有成效。在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共评选出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也就是说,在2007年前,专业的保护人才平均每家不足一人。如今,很多古籍收藏单位在古籍保护专业人才方面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国图给纸张染色使用的栗子壳

  配纸讲究染色用的是栗子壳

  “开办培训班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帮助古籍收藏单位培养保护和修复的人才。”昨天,记者在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室看到,“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正在开展,国图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正在“手把手”给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者指导培训。

  “本次我们从“天禄琳琅”中精选了《汉书》(元大德刻本)、《荆川先生右编》(明万历刻本)、《历代名臣奏议》(明永乐刻本)三种12册中、重度破损珍贵藏品开展修复。”朱振彬介绍,“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也是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书,但这套“皇家藏书”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浩劫、命运多舛,破损十分严重。“国图是全世界‘天禄琳琅’藏有量第二多的单位,共收藏279部、3000多册。在2013年8月我们启动修复工程之初,我们计划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修复任务。但随着修复工作的逐步展开,我们发现这些古籍的破损程度要比原先预想的严重很多。”朱振彬说,由于此前在历史的颠沛流离中保管不善,“天禄琳琅”中的许多古籍出现了絮化、虫蛀、鼠啮等情况,甚至有很多书打不开,因而没法编目。“我们将古籍的破损程度分为5个等级,其中五级最低、一级最高。而按照‘天禄琳琅’的现存情况,一级、二级是它的‘常态’,严重破损的占总量的1/10左右。”如今,“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已经过半,“时间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高质量的修好它。”

  “我在浙江图书馆从事修复工作已近十年的时间,还从来没有上手修复过这么高等级的珍贵古籍。来到国图,我见识到了更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来自浙江图书馆的培训学员汪帆说。而国图的修复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举个小例子吧”,说着,朱振彬从修复台下取出了一只整理箱,里面装的是一整箱毛栗壳。它们与古籍修复有什么关系呢?“国图修复古籍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材料,配纸时纸张的染色很有讲究,很多情况下用的就是栗子壳儿、橡果壳儿。”

  古籍修复组组长胡泊正在修复的《事文类聚》即将完工,他告诉记者:“这本书破损比较严重,修复时最重要的是在大量使用补纸的过程中,不改变它的外形。除了衬纸要尽量薄以外,还要尽量少用浆糊、少上水,干预多了反而会影响它完成后的外观。”朱振彬介绍,过去前辈们在修完古籍后,还要对其进行打磨,打磨后的古籍非常齐整,焕然一新。来到国图后,书就不能打磨了。我们追求的是保持原样,要保留旧装的“味道”,要让修完的古藉历史痕迹还在。

  “师带徒”共同修复一部古籍

  传习所是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的重要途径,在国图开设的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的基础上,全国分设了25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迄今“收徒”共计216人。“传习所采取师徒同修一个古籍项目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由师傅‘手把手’带徒修复古籍。”长期负责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庄秀芬介绍,传习所的培养每年都有修复任务的相关要求,学徒每年至少要学会3到6项专业修复技能。从2014年第一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开设至今,各传习所修复古籍超过6000册。

  “人们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而对于古籍修复来说,许多人甚至要坐20年的‘冷板凳’,‘师带徒’的传承方式漫长且扎实。”朱振彬是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他还是被誉为古籍修复“一代国手”的大师张士达的弟子,如今他也是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的导师。江苏传习所位于南京图书馆,是古籍藏量全国第三的收藏单位。为什么选择在这里收徒?朱振彬说,这和自己的老师颇有一番渊源。

  上世纪60年代,张士达来到南京图书馆,修复了有南图“十大镇馆之宝”之称的《蟠室老人文集》(宋刻本)。而江苏传习所开办的首个任务,就是修复与之并列“十大镇馆之宝”的顾炎武手稿——《天下郡国利病书》。“我很希望能够看看我老师在南图修复的这部《蟠室老人文集》。过去的古籍修复不像现在,是没有档案记录的。能够看看老师在南京留下的修复技艺痕迹,我认为这是很奇妙的缘分。”

  如今,江苏传习所《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修复项目还未正式开启,“我查看了这部古籍破损的情况,有酸化的问题,装帧形式也比较特殊,因此不是十分好修复。”在朱振彬的建议下,传习所找出了一部类似破损程度,但不及这部书珍贵的手稿给学员们“预习”,提前积累经验。“古籍最合适的保存条件是温度18℃、相对湿度55%的恒温恒湿环境。南方的夏季很难完全达标,因此我建议错过潮湿季节再开启项目。”如今,干爽的时节即将来临,朱振彬也将启程奔赴江苏带徒。

  古籍保护统一教材正在制定

  “破解古籍保护人才长效培养问题,高等院校的学科、学历教育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长期负责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的国家古籍中心副研究馆员庄秀芬介绍,自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天津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合作开设相关专业,招收专业硕士以来,吸引了业内在职人员和高校应届毕业生踊跃报名。到今年,已经招生126人。

  这些学生在古籍专业学习的方向各不相同,古籍修复、整理、编目、出版……根据各学校特色各有不同的侧重。而他们的职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毕业生超过一半进入了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其余的大部分也在培训机构、出版社、数字化公司等相关行业从业。”

  庄秀芬指出,侧重学科设置和建设、落脚于高等院校教育是未来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如今,迫在眉睫的是编撰统一的学科教材,“包括文献整理、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等相关内容都会设定基础的教材。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个学校的特点,培养出有特色知识、技能的毕业生。”庄秀芬透露,统一教材预计在两三年内编写完成,投入使用。

  朱振彬则提出,目前古籍保护专业是挂靠在档案学等相关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要探索未来发展成独立一级学科的可能性。”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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